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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千世界，因缘生灭，芸芸众生，三界火宅。由于历史和时代等因缘聚合，赵朴初居士以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。他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之事，修持正法，“护国兴教”。美国世界宗教研究院院长沈家桢博士称他是“续佛慧命的伟大护法”。日本、韩国、泰国、缅甸等国佛教界公认他是“世界佛教的杰出人物”。他因病于5月21日离世往生，遗偈云“生固欣然，死亦无憾。”“我兮何有，谁与安息？”洒脱崇高，高山仰止，止不住我对他绵绵的思念……。
十六年前，我离休后去北京，承朴老拨冗接见，合影留念（附照片）；并亲切地与我谈到缘起性空等佛理，写下“《华严经》句”给我（附朴老手迹），教导我认识“佛言色即空”的精神，要我更好地发挥余热。更加难忘的是，早年我在上海汉口路诚正学院（从原光华大学分出），师事蒋维乔竹庄老师，亲闻蒋维乔所说朴老青年时代轶事。蒋师曾云：“赵朴初为人光明磊落，其行卓荦无忝，有如炎暑清风，长夜明月，可亲可敬。”——朴老解超行卓，更足为人楷模。
（一）
赵朴初祖居安徽太湖，1907年11月5日诞生于一个出过四代翰林的书香门第。幼承家学，颖慧过人。“五四”运动那年，正如诸法因缘生，他从偏远的皖西家乡来到繁华的“十里洋场”；从基督教办的教会学校的大学生成为一个青年佛教工作者；从三十年代初期助掌“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”教职，到“八·一三”抗战期间挑起救济上海难民的重担，出任“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”负责人兼收容股主任止，期间活人无数，功德无量。简而言之，这就是朴老的青年时代，也就是他无私无畏地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造福社会的开端，其年尚不足三十周岁。
蒋维乔老师曾说：“万法缘起，起于善因。青年赵朴初的佛缘，其重要的善因，与他的亲戚关䌹之先生有关，关䌹之与赵朴初有‘舅甥’的关系……。”关䌹之（1879~1942）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也是佛教大护法，上海佛教居士林发起人。他早年加入同盟会，追随孙中山从事民族民主革命，为光复上海作出贡献。他精通英文，担任上海公共租界“会审公廨”主审官员达二十三年，刚正清廉，维护主权；秉公执法，不畏强权，在南京路上发生“五卅血案”后，他坚持事实，抵制帝国主义的诬陷，从法律上保护了革命群众与爱国青年学生，深受上海人民的敬仰。三十年代后期公开同情共产党，出任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“益友社”名誉董事……。
有一次聆听朴老谈话，他说：“我十三岁到上海读书，得到关䌹老的照顾，曾常住关家。后来考入美国教会办在苏州天赐庄的东吴大学，每年的寒假暑假，都来上海关家居住。”在关䌹老的关怀影响下，赵朴初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。1927年赵朴初因病辍学，从苏州回到上海。关䌹老介绍赵朴初住在沪西著名的私人花园“觉园”疗养。觉园中亭榭楼阁、花木荷池，景幽清静，更藏有大批佛学经籍。他在此一面养病，一面读经，身体很快康复。通过关䌹之，赵朴初认识了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施省之，上海佛教净业社社长黄涵之，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王一亭。关䌹之、施省之、黄涵之和王一亭，人称“三之一亭”，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佛教界“一言九鼎”的权威人物。赵朴初得到“三之一亭”的赏识器重，被推荐和担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，上海佛教会秘书。黄涵之老居士见赵朴初年青有为，便退居让贤，请赵出任佛教净业社社长。1932年日寇侵略上海，爆发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敌人的炮火使原来繁华的闸北成为焦土废墟，大批同胞家破人亡，无数儿童流离失所。佛教净业社成立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，赵朴初任副院长兼管教育工作。他聘请教员，悉心教育流浪儿童学习文化，学习知识，学习技能，使他们健康成长，成为社会上的有用之材。
（二）
1985年我去北京拜望朴老，谈话中我提到了鲁迅先生的学生曹白的近况，取出随身带着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9月重印的曹白的散文集《呼吸》，我把集中第一篇即曹白在1937年9月3日写的《这里，生命也在呼吸……》中的两段话读给朴老听，其中之一：
“……有一个慈善机关正在救济难民，开办难民收容所，可惜没有人去帮他们的忙。我倾听之下，很欣喜，就马上决定了：我去！……”
朴老听了，惊喜而感慨地说：“曹白本名刘平若，初见面时化名焦明。曹白是他写文章时用的笔名……”，流露了对战友的欣慰和关怀。朴老说：“从‘八·一三’上海军民抵抗日寇侵略，到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寇占领租界前的四年中，我们在‘孤岛’上海的困境中，先后设立难民收容所五十多处，收容难民五十多万人。曹白即焦明是难民收容所的重要骨干。我们合作得很好。”
朴老说：曹白文章中提到“……平时只会手拿佛珠，口念阿弥陀佛的和尚们，这回却戴着笠帽到火线上去救护伤兵的勇敢的故事……”，是确有其事的。他说：当时我们组织了僧侣救护队，由宏明法师任队长，带领一批和尚深入前线救护伤兵。自诩“佛教是国教”的侵略者对佛门信徒并不“手下留情”，牺牲了不少和尚。朴老称赞“曹白是有心人，记下了历史的真实。僧侣救护队的英勇事迹，是不应该忘记的。”
应我之请，朴老回忆了往事：
抗战爆发那年，朴老是年方三十岁的青壮年。他就以上海佛教会、佛教净业社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为基点，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。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发生后，他就着手筹组救亡工作。由佛教会组织“僧侣救护队”，准备上前线；由慈联会租用十辆大卡车，准备运送受难同胞。“八·一三”日寇不宣而战进犯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，兵舰炮击，飞机轰炸，使闸北、南市、浦东等地一片火海，四郊难民涌入租界，露宿街头，挤满了河南路、云南路、新闸路、北京路、西藏路一带。陷入饥、困、贫、病的水深火热之中。原来驻在慈联会的社会局的人溜走了，赵朴初争取“三之一亭”的支持，毅然挑起了收容和救济难民的重担。这时，在沈钧儒等“七君子”为首的救国会工作的东吴大学老同学吴大琨来了，朴老对他说“你来得正好，我们赶快把难民转移安置起来。”于是两人各执“红十字”旗帜，把露宿街头的难民分别安排在宁波同乡会、金城大戏院、天蟾舞台等十几个地方住了下来。紧接着，除了难民们每天的伙食和医疗等问题外，日常的管理更是迫在眉睫的大难题。从哪里去寻求“难民收容所”的管理人员呢？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，但国民党方面鲜有人肯来干这“苦差事”。张爱萍同志闻悉其事，便给赵朴初递去字条，要他去找当时公开的“中共上海办事处”寻求支援。第一次见到了刘少文同志，第二次会晤了潘汉年主任。最初来当难民收容所所长的是焦明和陈常，是由地下党“群众工作委员会”书记王尧山同志所派。焦明即曹白，后来长期担任谭震林同志的机要秘书；陈常即彭柏山，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。两位都是鲁迅先生的学生。八月中旬，中共上海办事处与租界当局交涉后，从法租界卢家湾西牢中释放出一批为爱国救亡，身陷囹圄的“政治犯”，赵朴初热情接待他们，先领他们去浴室洗澡，给大家换穿了新衣服，分派到五十多处难民收容所工作。这些“政治犯”不但成了难民收容所的工作骨干，不少同志在建国后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。其中比较著名的如：曾任上海市市长的曹荻秋，曾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陈国栋，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刘述周和杨堤，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，而吴大琨不但成了著名经济学家，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。此外，还有许晴等不少同志，先后牺牲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战场上。赵朴初在这许多精英的协助下，救济难民工作出现了奇迹般的巨大成绩。收容所不但解决了难民们的日常生活和治病医疗问题，更对难民们进行了文化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。先后创办了难童小学与慈联职业中学，为抗日救亡大业培训了大批人才和骨干。
经过赵朴初的精心筹划，得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军委工作的张爱萍等同志的指点，几千名受过教育和培训的青壮年，除了部分送往苏南、苏北等地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外，大部分被送往新建立的新四军总部。赵朴初通过黄涵之的努力，设法向第三战区顾祝同要来一大笔交通经费，借口将难民运往浙江温州“垦荒自救，自食其力”，租用英国轮船，避开日军的检问，顺利送达目的地。临别时赵朴初亲自至码头送行，赋诗相赠。诗云：
“挥手汽笛鸣，极目楼船远。
谈笑忆群英，怡怡薪与胆。
雄风舞大旗，万流助浩汗。
同张射日弓，待看乾坤转。”
（三）
这是中国慈善救济历史上别开生面的辉煌一页。赵朴初为神圣的全民抗战的胜利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朴老却说：“抗日救亡，收容难民，是我早年做过的一件事。这件事的作成，也是因缘聚合，地下党的‘群英’是重要的善因，没有善因，难得善缘，也结不出善果了。许多同志奉献了生命，我只作了佛教徒‘众善奉行’的份内之事，不算什么……”。
当年的难民收容工作真的“不算什么”吗？
我看到一份抗战初期上海难民收容所的情况简报。就是在“建党建军”方面，也成绩辉煌。从1938年至1941年，在难民收容所中发展党员三百九十余人。三次向皖南新四军军部输送青年干部一千二百余名，其中党员八十人。向上海市的郊区、苏南、苏北、苏中等地输送二千多人，其中党员骨干五十多人，有力地领导了这些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。上海工厂陆续复工以后，从收容所中有计划地选出五十名党员干部，进厂开展工人运动……。为此，党中央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。上海解放以后，上海首任市长陈毅、市委书记刘晓、总工会主席刘长胜等领导同志一见了赵朴初，都亲昵地叫他“老朋友”。周恩来总理也一再表扬了赵朴初。
朴老的高风亮节，如清风明月；爱国爱民，更卓荦无忝，这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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