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佛教初期历史：以“楚狱”事件线索，揭示信仰与法律的冲突

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的 "楚狱 "问题

巨赞法师

一般认为，佛教传入中国是在后汉明帝永平七年，明帝因梦金人遣使西行求法，十年回汉。但《后汉书》卷四十二《楚王英传》记载，永平八年，楚王英应 "缣帛赎罪 "之诏，遣郎中令送缣帛白丹三十匹以赎罪。明帝回复：

楚王诵黄老之言及法度之祠，斋戒三月，与神盟誓，以悔罪也。又赎助邑宰桑门之宴，因类以示诸国于传。

可见，佛教传入中国，必早于永平初年，而楚王英是我国佛教史上最早信佛的著名人物，故《后汉书-西域传》称： "楚王英始信其术，中国故颇奉其道"。此言大抵不虚。

然而，永平十三年，楚王郢因谋反被废，迁丹阳泾县，十四年自杀。楚王英传》也说： "楚狱至年，言语相通，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，而审案之吏相附相困，坐死移民以千计。" 如此大案，是否与佛教信仰没有关系，所谓 "辞接 "之人，是否都是佛教信仰者，自然要引起佛教史学家的猜测。因此，有人认为，正因为楚王嬴政提倡佛教，很多人信奉他，从而形成了一种声势，刺激了明朝皇帝，所以他派使臣到西域求法，与其说是信奉佛教，不如说是为了与楚王嬴政争夺群众。由此推测，受 "楚狱 "牵连的人，自然成了佛教徒，或者说楚王郢的弟子成了佛教的结缘人。但史实是否如此，似乎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。

我觉得可以从汉明帝的行为说起。后汉书》卷三说： "魏文帝谓明帝察察，章帝大之。章帝素知人，厌明帝苛，事从宽厚。" 所谓 "察察 "和 "苛切"，虽然一般是描写汉明帝的为人，其实已经为他加工粉饰过，汉明帝的为人，其实很难用 "察察 "或 汉明帝的为人其实很难用 "察察 "或 "苛切 "来解释。钟离意传》云：

帝性小器，好隐发为明耳目。故有司大臣皆诋毁之，近臣以下见书提拖。常事怒郎药菘子，以杖击之。菘走入寝殿，帝甚怒，急曰，郎出郎出。菘曰，天子穆穆，诸侯煌煌，未闻有君，自起击郎。帝赦之。朝廷不悦，争相严切，以避刑罚。(后汉书》卷四十一）。

在封建时代，皇帝被称为天子，其尊贵可见一斑，而汉明帝居然亲自动手打人，这还有什么体面可言。因此，钟离意上了一道谏书，他在谏书中说 "臣不能公职，而以苛刻为常。吏杀良民，遂无穷矣。百官无同类之心，吏无雍容之志，以骨肉相残，毒害深矣。" 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，足汉明帝带头造成的。汉明帝为了推行他的暴政，还制造了许多刑罚。如《陈宠传》云：

肃宗初为尚书。是时取永平故事，官府尚严，尚书率决近重。宠以天子新治，宜改前代苛俗，乃上......，谓刑部执事未尽标刑，用度尚深。断狱者亟攻其痛，执宪者累诋其条。或以官职行私，纵情权乐。...... 不如弘扬先王之道，肃清烦苛之法，减轻笞刑，以济百姓。...... 皇上恭敬地接受了宠臣的话。......，遂令有司斩钴钻诸惨酷之节，禁诸恶，除文治之请判五十余事，定之于令。(后汉书》卷四十六）。

左雄传》： "孝明帝始有刑，非典也"。所谓 "刑 "即扑打，为九卿而设。例如，"大农刘志，诛其职，召至尚书，召促上前，拳扑之"。(后汉书》卷六十一）这是在所谓的刑官听到召唤后，快步上前殴打他，似乎比《水浒传》中上刑场杀威棒更为可恶。捶扑之刑一直拖到汉顺帝时才被废除。

汉明帝对臣子如此残暴，自己却打扮得十分文雅。他经常亲自在太学正坐讲学，并作 "诸儒问难在前"（《后汉书》卷七十九）。他还自作 "五言章句"，使桓虞校之，并对桓虞说："吾孔子者，子夏之司，虞商之始也。又问虞子能传学几人？彧曰，群臣皆不能传学，孤弟子一人学始。上曰，努力教之，有起即白。"竟以道家自任，可见汉明帝是一个善于自用而又十分偏激毒辣的人。

其次，再研究当时侯王造反的三种情况。第一种足我真有谋反之心。如广陵嗣王景在光武死后，哭不伤心而伪造书信，劝东海王强拥立他为天子。后来，他对襄公说 "我长得像先帝，先帝三十得天下，我也三十了，可以起兵了吗？" 相公告发，景恐自缚于狱，得宽大而仍不肯改，使巫觋祭而欲咒之，企图谋反，有司引请处死，遂自杀（《后汉书》卷四十二）。

第二种是本人无意造反，但随从想升官发财，故意制造。如《梁节度使王昶传》云：

张天性聪慧，但少清高自傲，颇不守法。归国后，几做恶梦。吏部郎卞吉谓其能作六丁，善占梦。说他善于占梦。张母王丽，谓能见鬼神，遂占祠祭以求福。忌等谄云，神曰：王当为天子。张氏心喜，应之。永元五年，豫州刺史梁相举左昌不道，考中，辞不仕。有司请征畅诣廷尉诏狱，帝不许。......畅又羞又惧，上疏辞曰：臣生在宫中，长养于母手之传，信惑约言。及归国，不知防禁，从官服史臣财物，荧惑臣畅，臣畅无所见，相与冉诺，不知陷死罪......（《后汉书》卷五十）

刘畅谋反案，幸亏发生在和帝时代，才得以保全首领。

第三种是想邀功的人诬告。例如，《陈愍王宠传》说：

熙平二年，吏部尚书石谦奏报说，前任吏部尚书韦讽用徇祭祀天神，有不光彩的行为。一些大臣派使者前去调查。...... 情同王共祀黄老君，求长生福而已，无他望幸。......，动以诬王，罔以不道，皆诛之，有诏赦宠不状。(后汉书》卷五十）。

史迁本想用诬告讨好朝廷以求升官，结果反而人头落地，可谓咎由自取，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，封建时代的官场，真是荆棘满路，黑幕重重。

楚王英的造反，在以上三种情况中，究竟属于那一种？我以为是第二种。因楚王英自幼与汉明帝交好，于永平八年即入封为王后二十五年，不存在谋反的情况，此其一。谋反案揭开面纱后，由于永平十三年 "文彦广 "的告密，而告密者的罪状与后来刑部审查此案的申请有很大出入，此其二。楚英王传》上说，人严光密奏 "英王与渔阳平王严忠作谶，有谋反"。这在当时迷信谶纬的环境中并不少见，不能作为谋反的真凭实据。但在有司审查后的奏请中，却成了 "僭越官阶，置诸侯、王侯将相二千石，大逆不道 "的严重叛乱头目之罪。但这所谓的 "严重"，是否就是上引《陈宠传》中 "尚书决率近重 "之重呢？我看是的。后汉书》卷八十一《陆胥传》云：

他幼年丧父，曾在县户部尚书任上做事。当时，年关将至，百姓饥饿，太守尹兴令续杜亭给百姓施以檀粥。......。是时楚英王谋反，暗松天下良兵。及楚事悟，帝（即明帝）得其录，有尹兴名，乃征兴于朝廷之狱。续主簿梁鸿、功曹史以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至洛阳诏狱上试。官吏不堪其苦，死者过半，唯续、弘、珣掠试五毒，肌体消瘦，终无异辞。续母远赴京师，探听消息。狱事持急，无缘与续闻。母乃作馔，付阍者入。虽知试毒之苦，然言语慷慨，面不改色，但为食凄然泪下，不能自胜。使者怪而问其故，续曰，母不能见，故泣耳。使者大怒，以为门卒通气之意，谓之案。续曰：因食率汤，知母之自混，故知来耳，非一人告也。钍 第二，陆逊和梁鸿、荀勖等人爱惜尹兴的智谋，知道尹兴没有参加楚王嬴政的叛乱集团，所以多方加以掠夺而无异辞； 其三，汉明帝得到所谓的造反名册，里面所列之人都是天下的良善之士，而这些良善之士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被录入楚王的名册、 与楚王并无多大关系，甚至互不相识，所以尹兴的冤狱后不了了之，尹兴的冤狱终于在卢生等人的坚持下被赦免，真相大白。

薛翰、焦匡的情况与尹兴相似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，薛含在永平中任乾县县令，因 "好读书"，上了楚英王的花名册，"坐楚事，辞接，下狱死"。后汉书》卷三十一《廉范传》云：

在京师受业，事薛翰博士。......，将薛翰楚王之事诛之，故生不敢见，范独往敛之，官吏以闻。宪宗大怒，召范入诘曰，薛翰与楚王共谋天下，范公甫掾，不与朝廷同心而反敛之罪人何也？范叩头说，臣愚昧无知，以为韩愈等已被诛杀，不胜老师之情，罪万坐。帝怒稍解。

这段记载告诉我们，汉明帝亲自审理楚王郢的逆案，不得收尸。而廉范的行为也与陆逊相似，可能是因薛涵无辜受害，义愤填膺，故有此义举。

又，《郑洪传》云：

弘师同郡河东太守焦匡。楚英王谋反，发现匡，匡被捕，病死于道，其妻闭门打入诏狱，掠试数年，诸生及故人皆惧与相连，皆改名避祸。弘独髡头负铁诣阙章，为所犯，帝悟，即赦其家。(后汉书》卷三十三）

在这一段中，明确指出 "匡按名册被逮，郑鸿为匡讼罪上书，明有冤可伸"。而郑洪为焦匡打官司后，"拜为邹令，官有仁，民称余。如果说师徒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，那么焦旷就不足以成为 "良士"。王充《论衡》卷一 "累害 "云： "焦陈刘君兄，名衮州，行迹完洁，无纤芥之毁"。集解》引诔广云： "后汉袁宏记，郑宏事博士陈刘交旷。......，知此文当足陈留焦君匡与伪颠倒也。" 此焦匡又从侧面印证了善学者的说法。从这三件事可以知道，"擅官秩 "等事，很可能是根据善士的名册杜撰出来的。

那么，褚王郢何以要在贤疏好士的天下，造出这个花名册呢？我以为，褚王郢年轻时好游历，交通宾客，晚年更喜黄老，学为浮屠斋祭，似乎是个有头脑的人。因此，他在面对毒辣的明帝和上下离心的朝政时，心中不禁惶恐，因而想摸摸乱世的底，于是在当时的地方政权中表现出一套治国之法，如尹兴、薛翰、焦匡等，录成榜文，这就是所谓的 "尹疏天下之良士"。可以说，楚王郢都制定善士名单，目的并不足以造反，否则，他何必单疏善士呢？但是，他又不能摆脱时代和环境的局限，因而相信卦象和谶纬，交往的人又太杂，比如《男颜广告秘》中提到的王平颜仲，就不足以成为义士。韩郎传》云： 永平中，谒太守、三掾于楚狱。阎忠王平等辞及隧乡侯耿坚、兰陵侯臧欣、归泽侯邓鲤、曲成侯刘坚。建等辞未尝及卓王平阎忠为了想洗清自己的罪名，诬告四侯，正人君子必非如此。像卞吉、王离这样蛊惑楚王英造反的，一定是这样的人。褚王英有此弱点，又受到毒辣的明帝和 "苛政为常 "的政治形势的影响，所以这件案子，在当时牵涉的范围很广。宝玉传》说：

肃宗（即章邯皇帝）召昱问......，曰：......，汝南始能管楚事，所部千余人，恐不能尽其罪。(后汉书》卷二十九）。

又《袁安传》曰

永平十三年，楚王英谋为逆，事下郡复审，明年，三府引安能理剧，由楚郡太守。当时，英辞官是与几人系连在一起的。宪宗大怒，吏案告急，逼痛自裁者死者甚众。安至郡，未入府，先以案下狱，其无明文核对者上出。......，遂别奏，帝悟，即奏许之，出四百余家。(后汉书》卷四十五）。

可见为了考察楚国监狱，除了在洛阳审判外，还在汝南、楚郡等地进行审判，规模之大可见一斑。其中，如鲍昱、袁安虽主持正义，但未释放的人，未必都有 "明验"。因为韩朗对汉明帝说

吾见囚于事者，咸谓奸邪大故，科应同病。此不如出入，不能责后也。于是考一连十，考十连百。及有司上朝，陛下问得失，皆跪而曰，旧制九族之大罪也。陛下大恩，削去其身，天下幸甚。及其归府，虽口不言，而仰屋窃叹，不知何错，不敢反陛下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宝玉、袁安想释放所有楚囚，做到不冤枉一个人，也是不可能的。而那许多终于不能不沉入海底的书生，恐怕大多是名声在外，并无下属如陆许为他辩护的 "好书生"。这许多人与楚王郢都无缘，很难说是信佛之人。因此，由于 "楚狱 "涉及面很广，又认为楚王郢因信佛而造势。

楚王郢都 "叛乱 "之前，确实有一些佛教信徒。比如，汉明帝永平八年的诏书中就有 "还赎助伊蒲、桑门之宴 "的字样，但当时看来，所谓的伊蒲、桑门可能并不多，而其中的伊蒲，一定是楚王郢的家眷。不过，楚王英的家眷并没有因为 "楚狱 "而沦为阶下囚。因为《楚王英传》说，楚王英虽废徙丹阳泾县，但仍 "赐汤沐邑五百户，遣大鸿胪护送，使戏子奴婢鼓吹者自充，得乘辎车持弩上路射猎，极自娱之意"。男女为夫主之食邑如故。楚太后不上封绶，留楚官"。所以，说楚英王时期信佛的人都成了结发夫妻，是没有根据的。

从上述 "楚狱 "的史料、楚王郢信佛教的情况和威望来看，汉明帝没有必要为了与楚王郢争夺群雄而遣使西行求法。至于汉明帝为何遣使西行求法，或是否真有此事，中外史学家、佛教史家已多有论述，笔者另文详述，不赘。

(原载《文汇报》1962 年 7 月 19 日）